《插花地册子》是止庵的文学自传，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，包括随笔八章、长诗四首。诗，有关读书及忆故人，有的句子不易解读。
止庵本名王进文，195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诗人家庭，做过口腔科医生、报纸编辑、外企白领。写书评传记，编书，探究版本，有《樗下随笔》等二十几部专著。几年前，辞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的职务，回家看书写书评。
1966年止庵本该进小学，“文革”骤起，耽误一年。这个期间，红卫兵来抄家，他父亲沙鸥的藏书被抄走，仅留下《鲁迅全集》及几本苏联小说。进小学后，没有语文课本，只好读“红宝书”，在“毛选”的注释里学历史，外祖父有一本“毛选成语解释”，他反复看。母亲在街道废品站当会计，找来一本旧书，有杨朔、秦牧、刘白羽的散文，他看作宝贝。邻居有一本《水浒传》，他也经常借来读，看了二十几遍。有时没书看了，他买来世界地图，看外国城市河流。进大学后读了《鲁滨孙漂流记》，说若早点读这些书，思想中的幻想、浪漫成分能稍许增加。
十三岁时，止庵去江南旅游，沙鸥信奉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每天一块钱零用，在无锡，省下中饭，为了拍照。从江南回来，动手写游记，这是写作的起点，父亲逐一修改并订成册子。后来学写诗，父亲都给改过。止庵害怕命题作文，上中学后，一般是父亲代笔，老师常用红笔圈点，说“很好”。他1977年参加高考，父亲写了几篇文章，都背熟了，考试时默写，半个钟头交卷。
进大学前，止庵写了两部长篇小说，《阳光下》，反映中学生活；《枫叶胡同》，描写平民生活。《枫叶胡同》未写完，高考恢复，他参加复习考试，也不抱希望，结果被北京医学院录取。考试结束第二天，继续写小说。这两部小说，都没成功。进大学后，发表了十几篇小说，也写诗，发表一百多首，与朦胧诗派的杨炼、江河交往。
这本书记下了几个爱书人，老诗人廖若影说，一首诗的名句只有一句两句，不会每首都有名句。还有一个老诗人沙蕾，说将喜欢的作品读十遍二十遍，能得“真传”。止庵二哥的一个棋友过士行，爱书，跟沙鸥学诗，后来成为剧作家。止庵在书店买书时认识了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戴大洪，成了好友，戴大洪每月四十块钱生活费，拿一半买书，星期天骑单车满城跑书店，多年后，他与戴大洪合作校注书籍。
从止庵的阅读史，大致能看出几个特点：
“诗书传家”。止庵的父亲有闲暇常谈读书之事，止庵的大哥在北大荒，爱读书，写过几篇东西，二哥十六岁时去了内蒙古，写武侠小说，但都停下，前途未卜，心思不集中。二哥病退回北京，没工作，跟过士行的祖父和叔祖父学围棋，打算找谋生的路，但年纪大了，学不出来，就写了一部《中国围棋史话》，后来出版社给出了，印了三万册。1982年止庵和姐姐合作写了一部长篇小说，描写草原生活。
善于学习。读书方法很重要，事半功倍，止庵在中学时读了几遍《聊斋志异》，读故事之外，大致读了懂古文。张中行也说过：聊斋是地道的文言文，小时候没书看，读了两三遍聊斋，学通了文言文。
独立思考。什么书可读，止庵有自己的见解，他在《读小说一》里写道，小时候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倾向曹操，后来读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儒林外史》，觉得比《三国演义》好。他对文学史有兴趣，买书读书知道门径。早先读苏联小说，“文革”后期转向西方小说，念大学时常回家，在公汽上读了几百万字的翻译小说，认为《堂吉诃德》不错。
止庵喜欢买书，成了嗜好，读大学期间，对市内的书店了然于心。他在另一部《向隅编》里说：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外国文学名著“解禁”，但不能随意买到，有的得从书店门口“黄牛”手里加价买，有的加价也买不到，得通过别的方式。1982年底《古拉格群岛》出版，需要局级单位介绍信，托了一个领导帮忙，别人问是什么书，他说是“地理书”。
一年前，《南方都市报》有一篇采访记，说止庵算了细账，在未来岁月里，每周读一本书，还能读一千五百本书，所以要做出选择，看了这本，就少看了那本……读到这里，我竟有几分感悟：时间不经用，抽空读两本书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