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父亲的“战斗”，要从那年春晚说起。

记忆里小城市的冬天总是宁静且浪漫，那次春晚有特殊任务，父亲要用老式录音机把相声和小品录下来。时间很紧迫，春晚已经开始了，父亲匆忙摆好机器，下达命令：“待会儿开始录音，你们不许发出任何声音！”

大年三十刚放完鞭炮的我立刻进入“战备”状态。老式录音机像是故意不配合，我也不是故意不同仇敌忾，实在忍不住笑，越憋越想笑。其间，父亲在牛群、冯巩的相声中冲我怒目圆睁，在赵丽蓉演小品时咬牙呵斥，我也不是权当不顾，尽力把脸埋进沙发，尽量捂住嘴不发出声音。陈佩斯上场了，这场“战斗”最大的敌人出现了，一看到他的光头我就把袖子咬在了嘴里，后面溃败得始料未及，我竭力忍着但却早已笑得东倒西歪，突然转头看到父亲，发现其实他也是眯着眼睛、咧着嘴笑着，这下被我发现了他也在憋笑，我便不再憋着，滑在地上打起滚来，开始爆笑。父亲把我从地上抱起来，搂在怀里一起笑。他也就再也没理过那个录音机。

摇滚热战那年我已经快十八了，我从小基本没挨过打，老钢铁工人的手基本相当于八级铁砂掌，我叛逆期之所以没有太出格，真的是因为武力的震慑。有点小聪明的我会弹个乐器，文工团的老师又想多招生贴补家用，中学连续三年登上学校的文艺汇演舞台，还附带小城镇有线电视的三秒新闻画面，这点小膨胀使我青春期的叛逆相对另类，我的整个世界观莫名其妙地靠摇滚乐支撑起来了，这当然和父亲的传统思想严重对立，我的琴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。

毕业演出是和全班同学合唱《送别》，定在晚自习前练习，放学我回家拿琴，刚好遇到了下班的父亲。老爷子见我上学竟然带琴，立马就炸了。

“你拿这去学校干啥？”

“排练。”

“你上学排什么练？”

“上学为啥不能排练？”

接着父亲抓着琴，我也抓着琴，父亲要把琴砸了，我就抢，父亲结结实实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愣在那里看着我冲出了门。晚自习我肿着半张脸赶紧回学校排了队形、练了和声，回来爷俩谁也没提这事儿。我妈说父亲那天跟着我去的，在教学楼听完合唱笑着走的。事后我问父亲，您当时真要砸我琴？他没回答，反倒说琴在柜子放了十几年了，小时候你还挺愿意弹的。

“云南谈判”是我在大四前的暑假。学生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我将正式离开家，离开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城镇的父亲。

一个钢厂居民区停电的炎热夜晚，我和父亲在家躺着，靠黑暗掩饰着尴尬。父亲说某叔早年间去云南某地扎根，说让他过去玩，我就和他讲我在云南背包旅行的见闻，我说那里的山很高、云很低，云在山腰间，大理古城是防御工事，里面是井字路，丽江古城是民居沂水而建是环形。可能是我看的游记足够多或者黑暗给了我某种力量，我对着黑暗里父亲的方向滔滔不绝地说了好久，他不搭话但我知道他在听。这是我和父亲第一次交流，平等且愉快。小时候我有很多事不想告诉他，但这次我生怕漏下脑海里的一丝风或一滴雨，我给他讲我经历的每条小路，每个黄昏和每一碗酒，讲泸沽湖会跳出水面的月亮，讲雨后雪山旁出现的两条彩虹。来电时已是凌晨1点，我俩都默契地不去开灯。我说爸你睡吧，他说等你毕业了，我就去你说的地方看看去。

如今老爷子年近七十，前几年随低价旅行团走遍大江南北，如今变身驴友穿梭于名山大川。当年我打不过他，如今依然还是打不过。

由于疫情原因，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看望父亲了，不禁怀念那些能与他面对面“战斗”的日子。